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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书生:意识形态管理的一大创举

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高书生  

    文化体制改革10年,大量的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已转制为企业,民营文化企业不断增加,使宏观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主要是文化事业单位,现在主要是文化企业。微观改革上的“破”,倒逼宏观改革上的“立”:管理手段要丰富,管理方式要创新,管理体制要完善,与微观改革相呼应、相对应、相适应。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就是改革、发展和管理三位一体联动的体现。

  受习惯性思维影响,过去总是以为文化企业不好管理,只有文化事业单位才可靠。与这一认识相关联,常常会把市场和资本、导向对立起来看。不同于工商企业,文化企业是创作生产精神产品的,是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这一特殊性要求文化企业必须自觉地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充分体现文化企业的特殊性,文化体制改革过去曾进行过积极探索,一是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把管资产与管人、管事和管导向结合起来,为意识形态管理增加了一种新手段;二是文化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要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作出特殊制度安排,包括设立编辑委员会,在内容生产上由总编辑把关。《决定》提出特殊管理股制度,在文化企业内容生产上又加了“一把锁”,为在特定问题上行使“一票否决权”提供了制度保证,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一大创举,必将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一大步。

  从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看,宏观管理要建立更牢固的微观基础。意识形态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底线。当前要进一步调动文化企业的积极性,使其在内容导向上切实负起责任,实现特殊管理股制度,有利于文化企业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在内容把关上强化自律,最终形成宏观管理微观化,党委、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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